在中国的版图上，地处西南地区的重庆、成都“双星闪耀”。以重庆、成都为核心的成渝地区，地处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，拥有约1.2亿人口和近7万亿经济总量。

今年初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，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，在西部形成具有全国重要影响力的增长极。近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审议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》。

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提出，正逢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。在国内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，我国将成渝地区打造成为继长三角、粤港澳、京津冀之后的“第四增长极”，进而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，将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，助推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。

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

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，审议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》，并强调成渝地区要“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”。

打开中国地图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三大经济圈由北向南，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我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动力源。统计数据显示，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三大经济圈用2.8%的土地聚集了约18%的人口，贡献了约38%的GDP。

“国家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，目的就是要将地处西部的成渝地区打造成为继长三角、粤港澳、京津冀之后的第四增长极。”重庆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、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姚树洁说。

从地图上看，成渝地区如果能与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连点成线，将形成一个占全国经济总量七成以上的巨大菱形空间，形成“北有京津冀，东有长三角，南有粤港澳，西有成渝”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。

姚树洁说，这将有助于梯次实现先进生产力的有效牵引，不仅将有力撬动西部地区发展，有效破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，也将有效带动全国的高质量发展。

那么，国家为何选择成渝？

经济基础方面，成渝地区拥有重庆、成都两大国家级中心城市，2019年成渝地区实现GDP近7万亿元，经济总量占西部比重达33.25%，成为继沿海三大增长极之后最大的区域经济体。今年前三季度，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，重庆、四川经济增速分别为2.6%和2.4%，在全国位居前列。

同时，在产业基础、基础设施、科研教育、对外开放等方面，成渝地区均在西部保持领先地位。如，作为全球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，成渝地区已形成“芯、屏、器、核、网”世界级产业集群，产能约占全球1/3。

区位优势方面，成渝地区承东启西、联通南北，是“一带一路”“西部大开发”“长江经济带”多项国家战略的交汇区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，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示范区……

协同发展方面，成渝地区已探索多年并已积累一定经验。如，2015年重庆和四川签署《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》，决定将推动交通、信息和市场三个“一体化”；同年，成渝高铁正式通车运营，通行时间约1.5小时，成渝“双城生活”成为现实；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《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》；2018年，川渝签署《深化川渝合作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动计划》和12个专项合作协议等。

构建高质量内循环体系

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，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，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。

“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相互关联的终结，但各国转向国内的趋势已经开始出现。”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说。

近年来，受东南亚、南亚等新兴国家崛起、少数国家奉行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因素影响，全球供应链、价值链加速迁移和重构。在长期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，部分沿海外向型企业选择向国外转移。

在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李敬看来，只有按照“资源、劳动密集型——资本密集型——技术密集型”的产业梯度转移顺序，将沿海的制造业更多留在西部大后方，跨越“胡焕庸线”，激活西部地区4亿人口的庞大内需市场，才能形成更高质量的内循环体系。

“如果说外循环的经济中心是长三角，则内循环的经济中心当仁不让的是成渝双城。”姚树洁表示，成渝地区作为西部地区发展的龙头，以及拥有承东启西、联通南北的区位优势，完全有能力承担起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重任，进而激发西部地区内需潜力。

采访中，有专家谈到，从全球范围看，一直存在着“拉美资源——中国制造——欧美消费”的产业链三级分工体系。未来随着我国西部地区的崛起，这一分工体系将有可能在我国实现“内部化”：中西部地区扮演“资源地”和“生产地”的角色，东部沿海地区扮演“消费地”的角色，以此重塑全球经济地理格局，推动我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成渝地区长期扮演着战略大后方的角色。如，二十世纪60年代，新中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，地处西南腹地的四川（含重庆）以广阔的战略纵深成为国家“三线建设”布局的关键所在。1965年到1978年，全国工业投资的1/8、国防军工投资的1/4集中到四川，为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做出重要贡献。

“成渝地区形成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，可以大大拓展我国战略回旋空间，应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，巩固国家战略安全。”汤继强说。拓展外循环的新空间

每天凌晨时分，重庆团结村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内，一列满载电子信息产品、汽车零配件等货物的中欧班列缓缓驶出站台，驶向德国杜伊斯堡；几乎同一时间，300余公里外的成都青白江国际陆港，一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也迎着朝阳，驶向波兰罗兹。

2011年3月、2013年4月，重庆和成都分别开行中欧班列，极大地缩短了成渝地区与欧洲市场的时空距离，改写了中国对外开放版图。

截至目前，重庆、成都累计开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1万列，占全国中欧班列总开行量的40%以上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在全球海运、空运受阻的情况下，中欧班列在运输国际救援物资、疏运积压国际邮件等维护全球产业链、供应链稳定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。

不只是中欧班列，成渝还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发起者、推动者和运营者。2017年9月25日，由重庆联合贵州、广西、甘肃打造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首发，向南经广西北部湾通达世界各地，比传统的“重庆－上海－新加坡”线路运输时间缩短15天左右，并实现“一带”与“一路”的无缝衔接。

作为西部地区最快捷的出海通道，西部陆海新通道目的地已拓展至全球94个国家和地区的240个港口，并在疫情期间实现逆势快速发展。今年前三季度，铁海联运班列、跨境公路班车、跨境铁路联运班列开行数量分别同比增长109%、154%和171%。

如今，依托四通八达的国际物流大通道，地处“一带一路”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的成渝地区，已从内陆腹地变身为开放前沿，承东启西、联通南北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。

从地图上看，多条国际物流大通道在成渝地区形成联结点——向东，中欧班列与长江黄金水道打通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实现“一带一路”与长江经济带的衔接；向西，中欧班列可从成渝直达欧洲各国；向南，成渝直达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西部陆海新通道已常态化运行；向北，成渝均已开通直达俄罗斯的国际班列。

“在我国向东开放面临风险挑战的背景下，成渝地区已成为我国面向欧亚大陆的向西、向南开放的窗口。”李敬说，这有利于我国利用欧洲的技术、中亚的能源等优势资源，打通南亚、东南亚的市场，推动我国形成“东西双向互济，陆海内外联动”的开放新格局。

成渝地区的外贸数据，印证着其独特的区位优势。受疫情冲击，今年前三季度，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0.7%，而重庆、四川进出口总值分别同比增长11.4%和22.7%，远超全国增幅。

“成渝地区依托稳定可靠的国际物流大通道，将中亚、南亚、东南亚、欧洲及中国西部、长江经济带等国内外市场紧密联系起来，将为新一轮外循环拓展出新空间。”汤继强说。